高迪和我

一个城市的街道、楼房和规划组成了最好的历史博物馆。巴塞罗那也是如此。

 

19世纪中叶因为扩建城市的需要，拆除了大片城墙。在这个特定时期，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共存：扩建计划发起者伊德芬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a）的理性主义和充满生命力的现代主义。塞尔达计划的理性思想引导诸多数学因素，如直角，斜削角，形状的重复，长宽和尺寸，而现代主义则加入了新颖、不同于传统的火苗。二者构成了传统和疯狂的结合。

 

那个时候高迪并不像现在这样受到崇拜，甚至大部分巴塞罗那人不理解他作品的外形和结构。后来我们才知道塞尔达和高迪都具有同样的精神，即创新精神，于是我们把二人放在一起，看成是设计今日巴塞罗那的建筑师，受到所有游客的尊敬。

 

高迪独一无二、大胆的艺术和技术设想，至今仍启发着全世界的创造者们。格尔庄园，格尔公园，巴特略府和米拉之家都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遗产。

 

巴塞罗那要抓住这次机会，纪念150多年前诞生的这位巴塞罗那建筑史和加泰卢尼亚现代主义史上最伟大的创造家，拥有最杰出的国际作品的建筑家高迪。

 

我们重新编辑高迪2002年杂记，通过不同的声音，有助于我们最大程度上了解高迪的一生和他的作品以及那时赋予他创作灵感的巴塞罗那。

 

我相信阅读之后我们会以新的视角和充满好奇的心理审视高迪的作品，去发现那些值得欣赏的细节。理解高迪的作品有助于我们更加认识和热爱巴塞罗那。

 

 

——朱迪。艾莱乌

    巴塞罗那市市长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里，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下索绪尔的生平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并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他的语言思想具有的划时代性的历史地位以及理论的局限。
　　一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and de sausure,1857-1913），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学者世家，祖籍法国。他的家族中多自然科学家，有自然科学研究的传统。祖父是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父亲是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但他父亲的一位挚友阿道夫•皮科特（Adolph Pictet）研究语言古生物学，他引导索绪尔学习语言学，这使得索绪尔很早就掌握了欧洲多种语言以及古拉丁语和希腊语。上中学时索绪尔就已经开始学习梵语了。
　　1875年，索绪尔遵循父母的意愿在日内瓦大学学习了两个学期的化学、物理和博物学。家庭的传统和早期的自然科学的教育使索绪尔的思想形式深受科学思想方式的影响。意大利的语言学家Mauro曾言，达尔文把科学的态度描绘成怀疑主义和大胆设想的一种适度的结合：每一个论点，哪怕是人们最能够接受的，也还是当作一个假设来看待；而每一个假设，哪怕是最奇特的，也被看作一种可能成立的论点，并有可能加以证实和发展。索绪尔把这种态度体现在语言学当中。这也许和他早年接受的自然科学研究观念的熏陶不无关联。
　　1876年索绪尔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学语言学。适逢“新语法学派”成立，索绪尔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但似乎并不属于学派的核心。1878年，索绪尔转至柏林大学，发表了著名的《论印欧系语元音的原始系统》（Memoire sur le systeme primitif des voyelles dansles lanngues indo-europeennes）。这是索绪尔早期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有关语言的历史研究的论文，但它所用的方法却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比较法。他把原始印欧语的语音系统看成一个有规则的整体结构，因此从语言结构的不规则处着眼，拟测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索绪尔用这种方法解释了原始印欧语的元音系统的一些问题，他的这一理论被称为“喉化音理论”，在印欧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奠定了索绪尔当时在语言学界的学术地位。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发掘出了古印欧语赫梯（Hittite）语的材料，证明了索绪尔在半个世纪以前拟测的正确性。这篇论文的理论方法已经显现出索绪尔从系统整体把握语言的思想。索绪尔在柏林住了18个月后又返回莱比锡，他写了一篇关于梵语中绝对属格用法的论文，以此获得了博士学位。
　　1881年，索绪尔来到巴黎，在巴黎的高等应用学院教授古代语言和历史语言学，同时也参加巴黎语言学会的活动。当时巴黎语言学会是语言学的中心。索绪尔在巴黎教了十年书，对法国的一代语言学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1891年，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大学任教，教授印欧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比较课程。从1907年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先后讲过三次。1913年去世，终年56岁。
　　索绪尔回到日内瓦后比较沉默孤独，很少写作，这与他的语言学思想的超前性有很大关系。他在给他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梅耶（A.Meillet）的信中流露出对当时语言研究状况的失望，他感到有关语言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澄清和界定，但同时又对完成这一工作存有疑虑。他对自己的提出的理论始终不满，一直不断修正。他的普通语言学课程讲了三遍，三次课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始终没有讲稿，似乎并没有兴趣写成一部著作。索绪尔去世后，他的两个学生巴利（Ch.Bally）和薛施霭（Albert Sechehaye），收集许多听课笔记，据此整理出《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出版。由于这本书不是本人所写，所以不断有后人做考证、注释的工作。一切表明这本书基本上忠实于索绪尔的思想。现在《教程》已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正是这部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
　　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许多学科已经遇到那种建立在机械主义和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原子式研究所带来的困惑。因为单独对每个部分的研究并没有带来人们对于整体的可靠认识与把握。在语言学界，青年语法学派在理论上过于强调机械的、实证的方法，使研究者无视言语现象背后语言整体的存在，把可直接观察到的个人的言语事实作为唯一的语言现实，忽视语言的社会功能，最终使理论自身陷入危机。看来，要更确切地认识事物的整体，就要首先就整体来研究。而对于语言来说，怎样才能达到对整体的认识和把握呢？这个整体是如何存在的呢？当时的许多语言学家都开始思考这一问题，而索绪尔是其中之一，并且做出了独特的系统的阐述。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的学术背景，他多年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对整体语言学学科的性质有相当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我们从他多年所开课程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
　　1881年，日耳曼比较语法
　　1887年，拉丁语希腊语比较语法
　　1888年，立陶宛语
　　1891年，印欧语言比较
　　1892年，自此每年教授梵文课程
　　1892年，希腊与拉丁语音学，印欧语言的动词
　　1893年，希腊与拉丁语源学研究，希腊语动词
　　1894年，古希腊碑文选读，希腊语的名词性、数、格变化研究
　　1895年，波斯诸王碑文，希腊方言与古希腊碑文，荷马史诗的语源与语法研究
　　1896-1903年，希腊文学作品中的方言
　　1902-1903年，欧洲地理语言学（古代与近代）
　　1904-1905年，英语与德语的历史语法
　　1906年，日耳曼历史语言学，古英语，古高地德语
　　1907年-1911年，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
　　此外还教过当代法语音系，法语诗律，德国神话诗等等。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当时的语言研究的深切的了解，才有对现状的不满，才有更深入的思索。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毫无疑问汲取了前人的思想，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感受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17、18世纪的唯理主义语言哲学思想以及普通语言学的开创者洪堡特的语言形式观念，等等，都对他有很大影响。而同时代的青年语法学派，特别是保罗的心理主义语言学观念，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心理语言观念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是否了解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J.Baudouin de Courtenay）的音位思想，我们不得而知，但二人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此外，美国的语言学家辉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的语言观对索绪尔的影响也很直接。辉特尼早年学习梵语，1850年去德国学习语言学。他1867年著有《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1875年发表《语言的生命和成长》（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反对自然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的社会因素，强调语言的规约性和惯例的性质。索绪尔在他的《教程》中多次以赞赏的口吻提到这位语言学家。
　　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观念也与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关系。法国的“现代社会学之父”涂尔干（Emile Durkhelm，1858-1917）的社会学思想可以说是索绪尔的社会语言观的重要来源。在涂尔干之前，由于十九世纪末经验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被看作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现象，不是客观的实体，而是每个人感情和行为的结果。人们只看到个人，社会中除了个人以外再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了。但涂尔干认为，社会不是个人行为的总和，而是第一性的实体，它对人有外部制约，而个人对此有时是无意识的。正是由于社会实体的存在，个人行为才成为有意义的行为。社会现象实质上是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是一种心理实体。索绪尔接受了涂尔干的思想，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心理实体，从而建立起社会心理的语言观念。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很具有时代性，他通过对语言系统的阐释提供了一个新的把握世界的方式，这就是结构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是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要对整体有所认识，必须由整体出发切分出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彼此联系的。
　　索绪尔的思想是结构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结构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1912年形成于德国的完形心理学“格式塔”学派（Gestalt），这与《教程》的形成几乎是同时的。可见，索绪尔语言思想的产生是同时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个人学术思想发展的共同结果。
　　三
　　《普通语言学教程》全书分六部分：绪论、一般原则、共时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和结论，其中前三部分是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核心，历时语言学和地理语言学基本延续了前人的观点，但纳入了他自己的理论框架，地理语言学属于外部语言学。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前三部分的内容。
　　在绪论部分，索绪尔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把复杂的语言现象分为语言（langue）、言语（parole）和言语行为（langage）三个层面。
　　我们直接感受到的每个人的言语行为性质是多方面的，跨许多领域。它既是物理的，又是生理的，又是心理的，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是难以从整体上把握的。
　　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被动地从社会接受而储存于头脑中的系统。它存在于个人意志之外，是社会每个成员共同具有的，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
　　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是个人对语言系统的运用。
　　语言和言语紧密相连，互为前提。个人要说话使人理解，必须用语言，同时语言的存在又必须体现在言语当中，而且，使语言发生变化的也是言语。所以，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索绪尔认为，应该有两门学科分别研究，一门是语言学，一门是言语学。为了强调语言的同质性和系统性，索绪尔还提出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一切跟语言的机构、系统有直接关系的要素都属于内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索绪尔在确定了语言的社会心理性质同时又指出，在社会现象中有一类特殊的社会事实，就是符号。语言就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他提出设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符号学，语言学应是符号学的典范，这是它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因此，索绪尔也是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
　　这样，索绪尔首先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位置，并对其性质做出了第一次概括，即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中的符号系统。
　　在一般原则的部分，索绪尔进一步论述了语言的符号性质和存在。
　　索绪尔首先为语言符号概括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符号的任意性，一个是符号的线条性。这是对语言符号系统进一步论述的理论前提。
　　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单位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概念，称为符号的所指，一个是音响形象，为符号的能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可论证的。
　　关于语言中音与义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论争。并非索绪尔最先指出语言中的音义关系带有约定性，不过，却是索绪尔首先为音义关系的任意性确定了在理论体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他首先明确否定了以往的“约定论”中孤立地看待语言单位音义联系的立足点，认为语言不是分类命名集，不是给已经存在的概念范畴命名，相反是在语言系统中创造出概念范畴，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孤立的符号单位具有外在于系统的价值。同时他也否定了从语源方面对音义联系探询和论证的意义。因此，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完全不是就符号的创制或产生来说的。在索绪尔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团的说话者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前人的语言遗产。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是一个既定的系统。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是就一个系统中的单位价值而言的。正是由于符号单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符号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所以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系统制约的，二者在实质上没有可论证性，是任意的。这样，语言结构的整体成为第一性的，成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主体。他认为，任意性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实际上，任意性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的基石。
　　符号的线条性是指符号只能在时间上展开，相继出现，构成一个链条。索绪尔认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其重要性与第一条原则不相上下，“它的后果是数之不尽的”。索绪尔在后面谈到了制约着整个语言系统运作的两种重要的关系，即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其基础就是符号的线条性。我们在以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对于语言结构的分析中发现，线条性往往是语言单位的切分和替换的基本前提。
　　明确了语言符号的两个基本性质后，索绪尔对语言的存在做了比较全面的把握。把它放在时间和大众的实际背景中，指出了语言系统对于使用者的强制性，即语言的不变性，以及时间带给语言的缓慢的连续的变化，即语言的可变性。他特别强调，语言的变化印证了每一语言状态的偶然性和符号的任意性，这是19世纪语言的历史研究带给人的启示。
　　正是基于语言的这种存在状况，索绪尔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区分。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历时语言学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成系统。
　　索绪尔指出，一切研究价值的科学都具有内在的二重性，必须区分两条轴线，涉及同时存在的事物间关系的同时轴线和事物在时间中的变化的连续轴线。二者的研究在方法和原则上是根本对立的，必须加以区分。一个作为价值系统的语言结构必须是同质的关系系统，要素的价值取决于系统的状态，不取决于要素的历史。例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fot的复数foti在第一次音变中变为feti ，在第二次音变中词末的i脱落，feti又变成了fet，但两次音变都未改变它在系统中的价值，foti、feti和fet的价值不取决于它们自身，也与变化无关，而取决于在不同时间的系统中与单数形式fot的对立。因此，语言的演变都是个别要素的孤立的变化，它们是一些与系统毫不相干的现象，要确定要素在语言系统中的价值，只能从共时的状态中把握。
　　这样，在“一般原则”这一编中，索绪尔阐释了语言符号的基本性质和存在，提出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划分，进一步确定了语言共时研究在语言系统研究中的首要地位。
　　在第二编“共时语言学”中，索绪尔提出语言共时描写的一套理论和方法，其核心为价值理论。
　　索绪尔首先提出了在把握特异共时系统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即语言具体实体的确定。所谓具体实体，就是指由能指和所指两面结合而成的符号单位。
　　符号单位的确定在过去不是一个问题。历来词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是一个初始的概念，词的同一只是声音和意义两方面同一的综合。不过，索绪尔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他揭示出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事实，即人们心理中的一个词在具体使用中具有千差万别的声音和意义，所以词的同一不是简单的声音和意义的同一，不能凭实质（substance）确定单位的价值和同一。事实上，单位实体是一个形式实体，它的价值是由它在语言系统中与其他实体的关系决定的，而单位的同一实际上是这种价值的同一。由此，索绪尔提出了其语言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理论。
　　索绪尔分别从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两方面论证了符号价值的确定。他指出，概念没有什么初始的东西，它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没有这些价值，意义就不会存在。例如，英语中的sheep和法语中的mouton都有“羊”的意思，但二者价值并不同。在法语中mouton还可以指烧好的羊肉，而英语中的sheep却没有这个意思。这是因为英语中还有mutton一词，专指羊肉。所以概念价值的确定必须立足于单位存在的语言系统。另一方面，语言的能指实质上不是声音的，不是由它的物质，而是由它的音响形象和其他音响形象的差别构成的。
　　这样，一系列的概念差别和音响形象差别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积极的语言符号实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与其他符号相对立而存在。
　　价值理论揭示出，语言实体完全是形式而不是实质（substance），是具体言语中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正因为这一形式系统的存在，在言语活动中具体的语音才能传递出具体的意义信息。同时可以看出，索绪尔的价值学说正与他的任意性原则相呼应。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给定的概念，而是由系统制约着的价值。所以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由价值理论确定了语言系统中的单位实体的存在性质后，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各项要素的关系和差别是价值的基础，也是语言状态的基础。这些关系都可归为两个不同的范围：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二者都是心理的，是语言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句段关系指话语中的要素以语言的线条性为基础结成的关系。这种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成为句段。句段总是由两个以上的单位组成的。句段关系不仅包括一个句段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包括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即连带关系。联想关系指在话语之外，有某种共同点的要素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贮存在人的头脑中，是潜在的记忆系列。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个联想系列。
　　索绪尔特别强调句段关系中的连带关系，指出句段关系不是两个独立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两个有连带关系的要素的结合，这两个要素要在一个较高的单位里互起作用才获得价值。整体的价值决定于部分，部分的价值决定于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部分和整体的句段关系和部分和部分的关系一样重要。由连带关系，我们看到了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之间的依存关系和语言机构的运作。例如，“红衣服”由“红”和“衣服”组成，二者有句段关系，而“红”和“红衣服”、“衣服”和“红衣服”都具有连带关系，正由于这两种连带关系，可以形成两个不同的联想系列，前者如“蓝衣服”、“黑衣服”、“白衣服”等，后者如“红鞋”、“红书包”、“红衬衫”等，这两个系列让我们看到这个连带关系的一般性，并由此我们可以推出“白衬衫”这样的组合。图示如下：
　　可见，要表达的观念唤起的不是一个形式，而是整个潜在的系统。人们在说一句话时，联想集合和句段类型都在起作用。这就是语言机构的运作。
　　索绪尔认为，一切语法事实都可以纳入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当中，从而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语言共时系统的完整把握。
　　教程编者在全书的最后提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尽管后人考证这并不是索绪尔的原话，但却是和索绪尔的整体思想一致的。这句话反映出在索绪尔语言理论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自身，研究方法是就语言结构自身来描写语言的存在，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语言自身的把握。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研究的基本特点。
　　四
　　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以往历史看，传统的语法研究是规范性的，长时期处于其他学科特别是哲学的附属地位，难于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对语言本体的把握难以全面深入，一直缺乏一套独立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十九世纪的历史语言学开始真正就语言自身做规律性的探究，总结出许多语言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但由于其理论落脚点是语言成分历时变化的语言事实，因此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语言成分间的结构关系。洪堡特的研究虽然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思想也颇为深刻，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宽泛，思辩性较强，提出了有关语言的性质的一系列观念，但却没有拿出把握语言的明确的方法。
　　索绪尔在二十世纪初开始对语言整体的性质加以探讨。如何把握这个整体，确定这个整体的性质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索绪尔以其社会心理主义的语言观念为基础，区分了语言和言语，指出语言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语言学研究的确定的对象。继而，索绪尔又进行了共时和历时的区分，指出，对说话者来说，唯一存在的现实是语言共时的一面，而语言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说，要确定某个语言成分的价值，并不需要考虑它的历史来源。从而最终确定了语言共时系统的符号性质。索绪尔的理论把语言研究引入新的轨道，为后人开辟一条新的可行的研究道路。在理论方法上，他为语言研究确定了一个相对封闭，静止，具有结构系统性的研究对象，使研究得以大大深入。
　　二十世纪语言研究的成就证明了索绪尔语言理论历史价值，索绪尔的理论思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出现，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洲迅速发展。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发展了索绪尔有关形式与实质的思想，创立了“语符学”。即使具有相对独立发展过程的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也在许多方面与索绪尔有一致之处。到五、六十年代，生成理论逐渐取代了早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成为左右语言学潮流的主导学派。虽然生成学派在研究目标与方法上不同以往，但其语言观念与索绪尔仍有一致之处，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始终是从复杂的言语活动中抽象出来的一套单纯的体系。索绪尔语言研究的基本思想至今仍是各种语言学流派的存在前提。
　　索绪尔的研究还廓清了语言研究的多种途径，为语言学各个分支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索绪尔的理论中增加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术语范畴，诸如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和历时，语言和言语等。对于研究对象的划分并不等于对语言事实的割裂，而是使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划分不等于只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侧面，不顾联系。事实上，索绪尔早期对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就是把语言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联系起来研究的一个范例，只是他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述。把研究对象加以分类再联系起来考虑，与根本上的混沌不分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索绪尔更强调语言的内部研究，强调共时研究，但无疑也为语言的外部研究、历时研究以及言语的研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对象。与此同时，也提供了语言研究中可资比较借鉴的不同研究层次。这一切无疑是使语言研究更趋严密精确的必要前提。二十世纪社会语言学，语用学等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相对局限性。对于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和历史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一个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强调系统的同质性，在深刻地揭示了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从历史上看，一些强调语言个人风格在语言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强调语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语言研究学派，如欧洲的词与物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等，在感受到语言现象的生动、丰富和复杂的同时，在对语言的统一的规律性的把握上就显得薄弱了。可见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至于以语言是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有序异质的而非同质的，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来批评索绪尔的观点，就未免苛责古人了，因为这些认识正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系统理论之上的。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也是具有时代性的。这个局限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这与19世纪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倾向相关。青年语法学派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就是反对虚妄的思辩的，虽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实体观点与绝对的实证主义观点不同，但他仍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性，而非抽象思辩性。二十世纪初整体思想界有对本质论放弃的倾向，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非本质论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看来，学术思想的影响和继承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后继者而言，他们对于前辈思想的接受有些是主动的、自觉的，而有些则是不自觉的。不管人们接受与否，索绪尔的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语言研究的历程。象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是语言学家，一般不把他列为语言哲学家，但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的开创者，可以想见，他对语言哲学的影响极为广泛深刻。他对法德系统的哲学家的影响也许大于对英美系统的哲学家，而这本书主要讨论英美系统的哲学家，但即使如此，仍有必要在开篇之际简要介绍一下索绪尔。当然，我将略过大多数语言科学的具体内容，集中介绍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的内容。
    索绪尔1857年生于日内瓦，比弗洛伊德晚一年。他父亲是一位科学家。他从小受到自然科学的教育，同时也得到良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学教育，掌握法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初通梵文。15岁时就写了一篇《语言论》。他大学就读于日内瓦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习物理、化学、希腊文。莱比锡大学当时是新语法学家的中心，在那里的学习大概确定了索绪尔今后以语言学为业的道路。就在这个时期，索绪尔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论印欧系语言中原因的原始系统》，引起学界的重视，那时他才21岁。获得博士学位后，索绪尔移居巴黎，在高等研究学院讲授梵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以及印欧语文学概况。1891年，他应邀回到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当教授。比起巴黎，那里的学术研究比较落后，学生的水平也较低。索绪尔的一生是典型的学者生涯，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他在世时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却是在他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的。
    索绪尔生前只发表过很少几篇相当专门的论文。1907-1911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了三个学期的普通语言学。1913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和同事根据几本听课笔记编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索绪尔不仅吝于发表，他留下的笔记也很少，因此编辑这本书很不容易，这三个学期讲课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又有很多不同甚至不一致的内容。编辑者合并梳理成一本书，卒成一部世界名著，其实可惊。
    在我们这个远远太过注重著作的年代，索绪尔生前著述之稀少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留下生前定型的著作，我只需提到孔子、苏格拉底、维特根斯坦，也许还该包括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是学生编定的。我想可以提供多种缘由。思想是活的，达到系统而透彻的思想极为困难，为不断思索更深邃的问题吸引，等等。对于我们后来人，只能通过著作了解其思想的人，这是一个遗憾，当然，我们不曾生逢盛世，不能在思想的场景中直接聆听这些思想家的探索，更加让人怅然若失。

施指与所指，任意性原则

    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符号是用以表示者和被表示者的结合。索绪尔把用以表示者称为施指〔signifier，signifiant，用以意指者，多译"能指"，但还是译作施指好些〕，把被表示者称作所指〔signified，signifie被意指者〕。这里我首先要简明地澄清一种误解，即以为所谓所指是些物质性的存在，例如"马"的所指是一匹或一些有血有肉的马。这不是索绪尔的意思。在索绪尔那里，所指是概念性的，或干脆就是概念，马这个声音指马的概念。"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式"，101页。这一提法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逐步澄清。
    如此这般的施指和如此这般的所指结合而成一个符号，是任意的。任意性原则最浅近的内容是说，汉语用马这个声音来指马这个概念，英语却用horse这个声音来指这个概念。〔象声词等可能算作例外，但至少不是规则。索绪尔说：不是有机成分。104-105。〕这条原则的深层内容则是：语言不是简单地为已经现成存在的事物或现成存在的概念命名，而是创造自己的所指。例如，汉语里有虫和爱这两个概念，英语里却没有两个概念恰恰和我们的这两个概念相当，"虫"有时译作insect，有时译作worm，"爱"依上下文译作love、like、want、tend to等等等等。虫和worm不是对同一个所指的不同施指，在各种语言中，所指本身是被创造被建构的。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着眼来建构一个概念，例如，河和溪以及river和stream的区别在于宽窄短长，fleuve和riviere的区别在于前者流入海洋。江与河的一个区别在于南方北方。这一点也可以从历时方面来看，所谓语词意义的转变，就是所指的转变。见后，虫本来可泛指动物，现在不可以了。如果"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说的只是对现成的概念可有任意的施指，那它就成了极其简单的老生常谈，这条原则的要义在于所指的任意性或创造性――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正是基于这一要义，索绪尔说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103。〔 "这条真理按等级排列出于最顶端"，转引自卡勒，21〕，"它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英文版68页，下同。〕
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到符号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概念是对连续性的现实任意划分的结果。增。"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57。
    施指和所指都是纯关系的东西。各种语言中颜色词的同异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不管在他眼前堆起多少件棕色的东西，他都不会学到棕色概念，除非他学会了区别棕色和红色、黄色等等。卡勒27-28。概念通过互相之间的区别得以建立，我们实际上也是通过与另一个或另一些概念的区别来解释某一特定概念的。〔会问：那我们最初是怎么学会第一个概念的，此外，专名是怎么回事。〕 "概念是纯粹表示差别的，不能根据其内容从正面确定它们，只能根据它们与系统中其它成员的关系从反面确定它们。它们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117。
    索绪尔用了好几个比喻来说明这种纯形式纯差别的关系。国际象棋里把王作成什么形状并不重要，重要的只在于能把它与后、马、兵等等区别开来。一趟班车，无论车厢、司机、乘务员怎样更换，只要它在每天同一时间从同一地点出发在同一时间到达另一同样的地点，它就是同一趟班车。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一趟按列车时刻表8:25发车的班车每天都误点10分钟发车，我们仍然把它叫作8:25那班车，只要它能区别于另外几趟班车就行。
    不仅符号的所指是靠差别确定的，施指也是靠差别确定的。我们每个人说高超，语音语调都会有些差别，此时彼时也会有些差别，但人们都知道我们说的是同一个词，只要我说出高超能与说出高潮、高唱等等明确有别就可以了。转引卡勒66-67一段。
语言系统中的同一和差异是纯形式的，是由结构层次来界定的。我们说到某个语言单位，当然是说这个单位自我同一，但我们怎么确定它是一个单位而不是多个单位呢？例如，怎么确定发音不同的b都是b？在语音层次上发音不同的b是否属于同一个单位，取决于它们是否对高一级层次具有区分作用。例如在英语里，b和p的差别（浊音清音之分）在高一级的层次即单词层次具有区分作用，例如bet是一个不同于pet的词，所以，一些发音同一于b，一些发音同一于p。相反，汉语不借浊音清音来区分单词，〔汉语中b和p的区别〕因此，英语发音的b和p在汉语中都是同一单位。我们不可能不看较高层次，直接在较低层次上确定都有哪些单元，然后再考察这些单元如何结合，如何起作用。
    索绪尔认为，在各种形式关系中，有两种是最基本的，他分别称作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现在更多称作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联想关系的确不好，要改掉，associative不一定要包括"想"，因为说话人实际上根本不必想到任何事情，这讲的是逻辑上的潜条件，逻辑上的潜台词，而不是说话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以维特根斯坦的石板举例。〕和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171。前者如p和b相对，foot和feet相对，是一种对比关系；后者是序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两个单元是否能够组合在一起。这两种关系适用于语言分析的各个层次，整个语言系统都可以通过这两种关系加以解释。

语言与言语

    如果施指和所指都是由区别建立的，那么很明显，它们都必须存在在系统之中：语音必须构成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区别这个词和那个词，概念也必须坐落在一个概念系统之中。这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系统"或"由形式构成的系统"。和语言〔系统〕相对的，则是言语。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者总称为langage〕是索绪尔的第一组根本对偶。索绪尔用多种方式来描述这组对偶，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偶然的，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等等。从言语的角度来看，两个人说同一个词的声音可能相差很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相差很远的声音是在说同一个词。在言语中，张三说"我"是指张三，李四说我是指李四，在语言中，我既不指张三也不指李四，而是指说话人。说出一个句子〔utterance〕是属于言语的，而句子〔sentence〕这个概念却是属于语言的。大致可以概况说，语言被说成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是依赖于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言语是语言的体现。语言学研究实际语言行为中所潜藏的形式系统，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
    与语言/言语的区别相应，索绪尔区分两种词义，语词在语言中具有价值〔value，valeur〕，而在话语中具有用义〔signification〕。增。

共时性与历时性

    语言的共时研究〔synchronic study，synchronie〕和历时研究〔diachronic study，diachronie〕又称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119。共时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对立关系〕。普通语法的一切都属于共时态。144。语言在不断变化，这索绪尔当然知道，他不仅经常引用语言各方面的变化进行论证，而且之处了语言发生变化的必然性：所指对现实连续体的分割是任意的，现实连续体中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必须有这样一些所指。简单从经验上说，就是各种语言的概念不同，以及同一语言中的概念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河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河流；虫本来可泛指动物，〔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现在不可以了。〔卡勒23-24以英文词和法文词举例，如cattle。〕同样，语音也会不断变化。但看似矛盾的是，恰恰因此，语言研究从本质上是共时研究。这是因为，语言是一个形式系统，每一单位的价值都由另一些单位确定，而这一单位和其它单位的关系必然是共时关系。说语言在不断变化，即是说各个单位相对于其它单位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着，但是，在任何时间作一切片，这一切片上所显示出来的各个单位对其它单位的关系却是确定的，待改。"语言状态〔宜直接说静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127，而语言学本来是研究这个投影的逻辑关系，所以，尽管历时事件有它自己发生的道理，但它将产生什么样的逻辑后果，跟这个道理完全没有关系。〔尽管"历时事实是一个有它自己存在理由的事件"，但"由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特殊的共时后果，都是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124。〕讲解逻辑从事实开始切断了事质根据，自己设想自然史。语言现象的历时演变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本来就是在共时系统的框架里面来谈的。由此我们可知，所谓语言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所以必须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说法只是庸人的高论，其不变的正确性是来自对理论问题的麻木。历时和共时不是语言系统中的两类现象，而是研究系统时的两种角度。所以，"历时的就等于非语法的，正如共时的就等于语法的一样。"195。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语言作历时研究，但历时研究仍然是以共时研究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单个语词的演变，只有系统的演变，历时研究所研究的其实是两个共时体系之间的关系。历时描述是从共时描述派生的。〔卡勒46-48有精彩讲解。〕在语言学上，解释一个词就是找出这个词跟另外一些词的关系，词源学也许能协助这一工作，但它本身不是对语词意义的解释。264-265。
    索绪尔反对语言变化的目的论，他认为语言变化来自其中某些成分的自发的、偶然的变化，〔换言之，语言系统的变化是被推动的，而不是被引导的，〕"某些成分不顾其在整个系统中的连带关系，自己发生了变化。"教程85左右。索绪尔这一思想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构想是一致的，实际上，他也专门引用达尔文来说明进化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127。这一见解不能不让人想到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见解。历史产生形式，系统使用形式，形式科学或所谓规范科学所研究的是这些形式如何被使用，而不是它们如何被产生。历史科学研究这些形式的产生，但是，历史科学以形式科学为前提，或至少以对形式使用的了解为前提，因为，除了获得使用，我们并不知道哪些是形式。形式不是泛泛与形状同义的，形状是自然的，而形式却是从具有意义方面来说的。
然而，有一种演变很难说是偶然的，那就是产生于类比的演变。索绪尔认为这种演变本身就是共时性的。
    既然语言始终是一个系统，那么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是系统的变化，索绪尔的确是这样说的。教程85。不过，语言系统有中心有边缘，语言系统对边缘地带的变化不敏感，所以也可以说，尽管有些成分发生了变化，语言系统本身却没有变。
    索绪尔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区分哪些是共时现象哪些是历时现象，实际上，除了语音领域，在诸如语义等领域，经常不可能清晰地对两者作出区分。索绪尔关于共时/历时的主张主要是用来界定语言学研究内容的。但这一主张显然涉及到远为广泛的历史性和时间性问题，在这里我们无法就这些重大课题展开讨论。我只想简短提一句：共时/历时之所以在语言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是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是符号，是纯形式的东西，而纯形式天然就是从其脱时间性的方面来界定的。一块土地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通货变化的情况，土地本身（换句话说，这块土地和其它土地的比较）是确定价值的一个因素，然而，符号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它在符号系统里的位置。"如果价值存在于事物本身，存在于事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中，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历时的发展去追溯这种价值。但不可忘记，这种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与它同时存在的价值系统。"教程，80。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不仅是后世的语言学的最主要传统，而且也延伸到众多社会/人文研究领域，例如。1946年，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结构分析和人类学的关系，到直到1961年，他才明确提出人类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虽然索绪尔本人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但他的语言学洞见不止为这门科学作出了贡献，而且对现代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不止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结构，个人是这个结构里的单元，而个人之成为单元不是自然的，而是由他们在一个较高层次的功能〔起到区分作用〕来界定的。

最近接触了一个古镇。涉及了其中的一小块宣传。在忙碌中，不仅由衷的佩服高迪高强度的设计生活和建设中的沟通能力。同时对他整体结构与细节的把握再次叹服。所以发小图表示敬意！

 

在我对高迪的幻象中，这些图片都是和高迪相关的体积和概念。

为了研究拱形和穹庐的设计，高迪用线和装有铅块的小袋子研究多边形的重量分布。从下面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得见建筑师在研究时是多么精心：“我什么都要计算到：首先，我估测重量，设计悬链，悬链成型之后，我再重新估测重量，有时候，我会稍作修改。这样合理的形状就从实际需要中诞生出来。圣家族的悬链我是通过画图设计出的，在格尔之家的悬链则是通过实验法得出的，但是两种方法实际是相同的，一个从另一个之中产生。”最后一句话反映出高迪对“实验结果”和“静止图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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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迪的作品中有五种最重要的曲线：链、螺旋、抛物线、圆锥线和类圆线。

链。早在高迪之前，就有人分别从物理和数学领域研究了链状曲线。这种曲线的形状就如同一根自由悬挂在两点之间的绳子，它的方程式是y=acosh(x/a)=a(exp(x/a))+exp(-x/a))/2，在这个方程式中，a是常数，cosh是曲线余弦，exp是常数e。当这种曲线取最小值时和抛物线等式非常接近，所以这两种曲线很容易混淆。

是高迪发现利用链状曲线的对称性可以制造出一种完美的拱形：它可以实现自我支撑。我们在玛塔罗工人合作社、特雷莎学院、格尔庄园的眺望台、格尔之家的门和米拉之家中都可以找到这种美丽的拱形。一位学者乔安.贝尔格斯说，格尔家族的族徽就像是高迪手下链状曲线的形状，是家族为了 感谢高迪在格尔之家所作的这种拱形设计。 

——《高迪的几何艺术》CLAUDI  ALSINA和JOSEP GOMEZ-SERRANO写

 

 

 

本次图片分两个类型，一是我在高迪展上拍的悬链；二是我在书中选了些和悬链有间接关系的柱子。下次我会放直接跟悬链结构相关的柱子和拱形。

1898年高迪受Eusebi Guell任命为其殖民地的纺织工人修建教堂。历经10年无休止的研究和试验，高迪寻求一种恰到好处的教堂结构形式。

高迪寻求的是各种力综合地作用在一个建筑点上。他彻底地分析了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形式。他意图进一步地发展这种模式，减少柱子和扶壁的数量，开发一个简单的结构构件来支撑所有的力。结果他减少了不少结构构件，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建筑设计方法。

对于教堂的设计图，高迪仅画了几张；而其中只有地下室实际是建造的。高迪对此建筑的表现手法非常壮观。室内可细分为两个地带：一个是中心地带，圣坛四周；另一个是U形地区，在地下室四周形成一个回廊。

第一个地带是说教的地方，四个倾斜的柱子和教堂后殿支撑着一个屋顶。

第二个地带是以中心走廊为基点形成两个环形设计，屋顶也是以中心点旋转180度。顺便提一下，地下室与这两个地带不发生联系。这两个室内空间在功用上是独立的，占整个建筑面积的一半。

室内和室外的不同是这栋建筑的重点。室内的吸引点是圣坛；解读室外设计就比较困难，周围是木制基底而且上面都有柱底座。入口处的门廊的处理或多或少有些随意——装饰一些树木。

入口处门廊顶的颜色辉映室内和凉亭的设计：11根倾斜的柱子，纹理和处理各式各样，而且周围又加入松树点缀；宛若进入室内的一个序曲。门廊的房顶上还有许多三角地带，有些镶嵌瓷砖，有些素面朝天；组合在一起与地下室上的扶壁遥相辉映。

四周围墙都是砖石砌筑，一系列人形的开口，看起来像是要把自己隐藏在常青藤后。窗户是几何形状的，镶嵌彩色玻璃，室内看来五彩斑斓、变化多端。家具摆设，尤其是小靠背长凳调节着空荡的室内所产生的神秘感。

附近的花园里有石柱，安放在这里的墓碑已挪到建筑上层的房间。

在加罗尼亚。古埃尔建筑的地下室设计上，高迪寻求他自己与建筑之间的共鸣，冲破以往的束缚，发现新的设计手法。他把各式各样的教规、束缚搁置一边，完全为了表达建筑而设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冒了很大风险，但是最终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遗憾的是，这是一个未完成的工程，可能这个工程要是在大城市，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命运了。

第4章

结构理性主义与维奥莱－勒－杜克的影响：高迪、奥尔塔、吉马尔与伯尔拉赫!1880-1910年

在建筑中，有两种做到忠实的必要途径。一是必须忠实于建设纲领；二是必须忠实于建造方法。忠于纲领，指的是必须精确和简单地满足由需要提出的条件。忠于建造方法，指的是必须按照材料的质量和性能去应用它们。......对称性和外观形式等纯艺术问题在这些主要原则面前只是次要的。——尤金.维奥莱－勒－杜克《建筑论文集》，1869－1872年

对法国伟大的建筑理论家尤金.维奥莱－勒－杜克而言，这些由他在1853年于美术学院演讲中首次勾画的原则，明显地排斥了法国古典理性主义的建筑传统。他提倡回复到地域性建筑，以代替一种“抽象”的国际风格。他在《论文集》中的插图，表面上是阐明从他的结构理性主义原理中将产生出何种建筑，实际上在某些方面预示了新艺术运动。使拉斯金称羡的是，尤金.维奥莱－勒－杜克所提供的超过了仅仅是道义上的争论。他为了使建筑从理论上摆脱历史主义的折中性，不仅提供了模型，还提供了方法。这样，他的《论文集》就成为对19世纪末叶先锋派的启示，他的方法滲透到那些法国文化影响很强但古典主义传统较弱的欧洲国家。最后，他的思想甚至扩散到英国，影响了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爵士，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甚至诺曼.肖等人.在法国之外,他的论文,尤其是它内含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加泰罗尼亚的安东尼.高迪,比利时的维克多.奥尔塔以及荷兰的亨德利克.佩特勒斯.伯尔拉赫等人的作品产生了最明显的影响.

维奥莱－勒－杜克、拉斯金和理查.瓦格纳的著作都是高迪自选的文化背景的组成部分。除了这些地中海以外的影响之外，他的成就还来自两种互为对立的冲动，一是振兴当地建筑学的愿望，一是创造全新表现形式的动力。在这方面，除了他不寻常的幻想力之外，高迪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对立潜伏在整个美术与手工艺运动中，也反映在爱尔兰舍尔特族的文艺振兴中，后者对19世纪90年代的格拉斯哥学院有强烈的影响。可与此相比的加泰隆振兴运动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在巴塞罗那兴起，当时，马德里宣布了它对加泰罗尼亚的主权，禁止使用加泰隆语言，振兴运动开始时，还局限与社会与政治改革，但不久就开始呼吁加泰隆的独立。尽管这种地位从未取得，自治的呼声在西班牙内战时期重新出现，成为一种强大的因素。在19世纪后半期，教堂支持了加泰隆的主权和社会改革要求，使高迪得以解脱介乎他在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之间的任何冲突。

高迪和他的主顾、纺织厂主和船舶大王尤赛比奥.居埃尔.巴西加鲁比是在加泰隆分治主义运动下走向成熟的。虽然这个运动有其保守性，它仍然支持了各种社会改革纲领，后者主要是加泰隆知识阶层的成就。高迪在1882年会晤居埃尔之前，事实上已接受了社会主义观点。他从学校毕业后马上与马泰洛工人合作社发生了关系，后者委托他设计一个工人区，其中包括住宅、社区结构和一个车间，但只有车间在1878年建成。

此后不久，高迪就开始为资产阶级服务，1878年建造了华丽的维森斯宅邸，采用了一种近似摩尔的风格。这幢宅邸和高迪的许多其它作品一样，证实了维奥莱－勒－杜克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俄国艺术》（1870年）一书，其中把组成民族风格的要素都被看成是结构理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在维森斯宅邸中，高迪首次形成了他的风格的实质，它在结构原理上是哥特式的，但在灵感上则很大程度上的地中海的，即使说不是伊斯兰的。正如埃里.勒勃隆在1910年写的：高迪寻求“一种充满了阳光，在结构上与加泰隆伟大的教堂相关联，在色彩上采用希腊和摩尔人所用的，在逻辑上属于西班牙，一种半海洋、半大陆、由泛神论的丰富多彩所活跃化了的哥特风格”。其结果是维森斯宅邸成为围绕一个暖房而规划的穆迪扎尔型俗套建筑。它的带状砖、釉瓦和装饰铁工比当时任何其它住宅都更充满了活力。然而，结构超越了华丽的建筑表现，因为在这里高迪首次运用了传统的加泰隆或鲁西隆穹隆，它的穹拱是由一层层砖悬挑做成的。这种穹拱后来成为他风格中的关键特征，在他1909年于巴塞罗那为萨格拉达家族学校设计的薄壳结构中以最精巧的形式出现。

高迪事业的最初成就和他与同事合作为尤赛比奥.居埃尔设计的许多作品分不开。居埃尔伯爵是一个进步分子，他在巴塞罗那的宅邸居埃尔宫是高迪于1888年设计的，成为19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麦加。正如维森斯宅邸是围绕一个暖房建造的一样，居埃尔宫围绕了一个音乐室、一个风琴楼厢和小礼堂建造。这一组合空间类似于典型的伊斯兰庭院形式，占有了整个宅邸的上部。

在居埃尔热情崇拜的人物中，突出的有拉斯金和瓦格纳，而高迪也同样受到前者理论和后者的音乐与戏剧的影响。不论如何，拉斯金的声誉在世纪之交到了高峰，他和瓦格纳非常一致地断言说一名不同时又是雕塑家或画家的建筑师“不过是一名大规模的画框制造者而已”；这句话显然对高迪有吸引力。

居埃尔认为社会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花园城市实现，为此，1891年他委托高迪和贝朗格尔为他在圣科洛马德塞维罗的纺织厂设计一座工人村，后取名为居埃尔领地。其后，在1900年，又委托他们设计一个中产阶级的郊区，称为居埃尔公园。它位于佩拉达山上，可俯览巴塞罗那。这个项目在1903至1914年间建造，但最后建成时没有周边的住宅。与此同时，贝朗格尔继续在居埃尔领地进行了零星的扩建，直至1908年高迪接替他完成了礼拜堂的设计。那时，高迪作为一名宗教建筑师的事业已经开始，他在1906年就从胡安.马托雷尔手中接过了萨格拉达家族教堂的设计。

高迪的居埃尔公园是他那迷人的想像力的体现。公园有着开阔的视野，唯一建成的建筑物有一个门房，一条大型踏梯通向有顶盖的市场以及高迪的自宅。不规则形市场的起伏不已的拱顶由69根多立克柱所支撑，其顶盖为一条连续蛇形板凳所围绕，意在形成一个露天的竞技场或舞台。周边华丽的、贴了马赛克砖的板凳包围了一个平台，后者又融化在公园其他部分的自然主义的乱石构筑物之中。公园本身有许多蛇形小道，必要的地方设置了拱形扶壁支撑，其形状犹如僵化的树干。

居埃尔公园是高迪第一项试图通过起伏的轮廓来直接唤起他一生中所缅怀的形象——巴塞罗那附近被称为蒙特色拉的名山的作品。据中古时代的传说，其瓦格纳在其歌剧《帕其法尔》曾加以颂扬的，圣杯被隐藏在蒙特萨瓦特的堡垒中，此地后来被认定就是蒙特色拉和它为供奉加泰隆尼亚守护圣徒的修道院。高迪在1866年开始为这家修道院规则，以后毕其终生，当地的锯齿山形始终像幽魂似地萦绕在他脑中。

米拉公寓的尖顶和烟囱像一群在凹凸不平的悬崖面顶上的皇冠，升起在巴塞罗那理性主义的方格网之上，做出了犹如荷马诗篇中独眼怪的姿态。它压倒一切的重量感和沿着三个不规则庭院设置的自由精巧的组织互为对立。这种对立感在被歪曲性地压制在重型石体面层内部的钢结构中也平行地存在。和居埃尔公园中一样，结构的表述让位于某种原始力量的召唤。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远离维奥莱－勒－杜克的原则了，因为在这里的结构和它的组合方式都不是明白表示的。相反，巨大的石块被费力地加工，造成了一种被时间腐蚀的岩面的感觉。在铁制阳台中也可看到类似的以宇宙为参考的意图。这种阳台是由高迪的工作室自己铸造的，看来犹如在暴风雨吹淋下的海藻的僵化条带。离开了维奥莱－勒－杜克的原则之后，高迪终于把他的原始材料转化为一系列强有力的形象，其情感力量使人想起瓦格纳的歌剧。现在回顾起来，米拉公寓似乎已预示了即将出现在中欧的表现主义的某种气质。在1910年，它的象征庄严性使高迪不仅孤立于结构理性主义之外，而且还脱离了象征主义的较为轻松的侧面，即构成当时加泰隆“现代主义”总趋势中那种“与 空间告别”的轻飘性。